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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保问题，市场成为社会热点，但是大众关注点，却又相当短视，导致从来没有深度的讨论被放到媒体上。 几年前，关于外卖小哥要不要缴纳社保，被放到舆论场上大肆炒作了一波，导致美团这样的公司股价跌了一波。当时大众媒体认为，美团应该替骑手缴纳社保，当时京东替他旗下所有快递员缴纳社保，广受好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经济增速不行了，就需要正视这些问题了。比如外卖骑手，目前基本上都是和劳务公司签订合同，也就是说，美团肯定不缴纳社保了。而这时候，外卖骑手是可以缴纳社保的，但是公司承担的12%和自己承担的8%都需要缴纳，按照目前的上海社保基数，最低缴纳额是8000*20%，差不多是1600块，即使部分公司承担了12%，也要560块。最主要的问题是，社保太远了，即使像我司这样的国企，实际上员工本身并没有主动缴纳社保的意愿，只是说，公司给补贴不要白不要，如果换个机制，公司补贴不变，员工可以选择要不要缴纳自己那部分，估计很多人会选择不缴纳。 更大的问题是，对于外卖员来说，他们现在在上海缴纳的社保，根本带不回去，而且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现在缴纳的社保，被用来养现在退休的城里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是完全没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的。 社保的现收现付制度本身可能也没有问题，大多数国家可能也都是这样，但是考虑到我们出生率的极速下滑，现在缴纳的社保，到我们这一辈老了，现收现付制度能不能维持下去，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实际上，上面两个问题，也不是最大的问题，我国社保最大的问题，是设计的不公平，但这个话题完全没有舆论参与，因为农村人没有媒体声量。现在经常引起讨论的，是公务员和普通职工退休金的不平等，前者是后者的可能3倍多。但是很少被人提及的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可能只是前者的1/10不到，这巨大的不公平在三十年前就存在。当时所谓退休工人有养老金，是因为他们工作的时候，单位就缴纳了钱，但是从现收现付制度看，他们缴纳的钱，从来就没有被存着发给他们，而他们现在拿到的退休金，主要部分也还是国家补贴。同样是国家补贴，为什么国家补贴公务员和城里的退休工人，而农村人就没有这个补贴。有人会说，农村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交钱，可是回过头来看，当年农村收入那么低，本来已经是国家制度设计上的不公平了，难道还要年纪大的农民，为当年制度设计的不公买单么。 我们体制里面有太多的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期，蛋糕在不断做大，公平话题实际上不是那么主流，你占便宜，我吃亏，但是只要经济在发展，我总归过的比过去好，公平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如果经济不增长，设置在后退，那么公平问题，我认为很快就会成为社会的焦点议题。 目前公平议题主要还是聚焦在中产话题上，比如小孩入学，比如公务员考试，但是公平问题迟早会更普遍的被放到舆论场上被检视的，更可能以更民粹，更不理性的方式。

本来打算多分析几个阶层的，不过写到这里，一来已经丧失了冲动，二来越写觉得自己分析的越肤浅，好在作为选修课论文，这字数也够了，于是这个就算是完结篇了。不过作为论文，会改个名字，就叫聚焦农村吧 二、农村青年人的政治诉求分析 本文定义的农村青年是指78年改革后出生的这一代，他们现在大多二三十岁，正是热血沸腾的年纪。他们出生在了变革的时代，作为青年人，适应能力强，理解能力强，这使得他们主动迎接了这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浪潮，他们积极参与城市化大潮，背井离乡，作为人口红利的直接体现，他们使这个国家赢得了“制造工厂”的称号。 这一代人普遍接受了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教育过程中政治导向非常明确，但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有了基本识字能力之后，他们对于信息的获取远远不可能局限于官方的教材和宣传。互联网改变了整个世界，但是对于中国农村来说，也只有这一代，才开始接触和利用互联网，而互联网信息的庞杂，使得这一代人信息获取的方式相较于前辈，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对于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解非常的早熟，也没有前面两代人对于姓资姓社的困惑。因为这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和水平，远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更加资本主义。宣传和实际生活中的差距如此的巨大，反而加深了他们对宣传机器和体制的不信任。 虽然农村这一代出生的背景是相似的，但是城市化的推进，制造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这一代面临着多种选择，不同的选择带来了不同的经历，已经对社会理解的差异，对于这个社会变革的期望和诉求也有着自然的差异。 农村青年中，首先是留在农村，和父辈一起生活的。因为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其父辈仍然有着很好的体力，而人均耕地的减少，农业技术的进步，又使得农业生产所束缚的人口越来越少。因而即便是留在农村，青年人也很少从事农业生产，乡镇企业和民营私营企业留下了一些人，还有一部人在服务业中谋生。在农村生活的这一辈，父辈多已经为结婚而其筑造新房，而自己还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很小，经济压力不大。但他们又基本上都脱离了农业生产，远离了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后，和整个社会联系日趋紧密。物价的上涨，通货膨胀，以及汇率的变动对外向型企业发展的打击，都会切实影响他们的生活。经济压力小，使得他们颇有闲暇去关心社会，这是非常有活力的一代。他们从互联网上的美剧中了解民主，在阀体敏感词并屏蔽中寻找自由。他们重视自己的个人权利，而没有太强的集体归属感的诉求。他们在经济领域非常活跃，但在农村政治中缺席。这种缺席很难说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莫不关系，更多的是对现有民主政治体系的不信任。而互联网带来沟通技术的进步，使得这一代人的集聚能力不可小觑，如果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现阶段农村政治面貌将有天翻地覆的变化。2011年的乌坎事件，一开始主要是经济诉求，基本上是中老年人在推动这件事的发展。但其后影响越来越大，被境内外媒体称为“中国基层民主的试验田，有了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一转变，乌坎青年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受着城市文明和互联网的熏陶。与前辈相比，他们见识更为广阔，崇尚自由，追求公正，懂得不少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更敢于表达个人意见，在农村政治中的潜力非常巨大。农村青年和现有行政体系的博弈，将是中国政治改革大舞台上鲜亮的一笔。 由于土地不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地区所能吸纳的劳动人口非常有限，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但是他们再也不是其父辈那样，为了求学的孩子，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基本上是考老乡带老乡，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闯荡,只要给钱，再苦再累，也会干下去。这些年轻人，选择工作的时候，更希望企业能提供更好的环境和工资待遇，而不是企业施舍一个卖苦力的机会。对于进城打工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自小基本上没怎么受过苦，进城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主动进城，而非为外力强迫，这种情况下，他们较父辈有着强得多的议价能力，而新《劳动法》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能力。互联网的接入，手机的普及，二者的结合移动互联网，带来了更多的信息渠道，以及以论坛，微博，IM工具为代表的新兴的沟通方式，也使得他们有着更强的聚集能力，和自媒体的传播功能，这也放大了他们对外的声音。有评论认为，计划生育导致新生劳动力锐减，缺乏劳动力将导致经济全面衰退，年轻一辈对工作的挑剔，使得制造业的中心逐步向泰国越南转移的，使得中国丧失制造业的劳动力优势。但这一辈人可没有这种忧国情怀，他们的辛苦工作，是为了自己能更好生活，选择在哪里工作，这是用脚投票，去影响中国制造产业发展的推进之路。在政治诉求上，由于中国对流动人口管理尚未放开，他们几乎无法对其工作地方产生政治影响。但在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打工的过程中，他们接受到了管理体制更为先进，管理理念往往也更为民主。户籍制度，房价的压力，以及工作公共福利待遇的不公平，很多进城的农民工最终还是要返回向下，爱尔兰学者瑞雪·莫非认为，返乡的农民工改变了中国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城市化大潮尚未波及，政府土地财政尚未触及到的农村地区，有了进城返乡这种经历，他们对于自身权利的争取必定远超父辈，斗争策略也更加多元。 农村地区青年群体中还有一部分是通过读书以及其他机遇，融入城市生活的群体。通过读书，从农村人变成城里人。在十几年前被称为“鲤鱼跃龙门”的这种行为，完成身份转变的他们，往往是一个村子的明星和榜样。但是随着大学的扩招，就业竞争的激烈，以及父辈积累的缺乏，相较于前面两种年轻人，实际上面对着更大的生活压力。走出去的农村大学生，基本上脱离了农村生活，虽然也没有忘记关注农村，但其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和农村关系就不是很大了，在本文中就不予讨论。 行文至此，我也没有挖掘出行政改革走向趋势的线索，不过，倒是可以看见希望的，因此，我决定将论文题目改为 农村行政改革的希望在哪里——基于社会阶层的视角（2）

一、农村中老年人的政治诉求分析 本文中的农村中老年群体是指40岁以上的农村人口，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农村中老年人口也在逐年增加。而年轻一辈进城务工，使得中老年群体成为农村中的主流群体。其中在解放前出生的老年人，他们童年在战乱年代中度过，而青年时期又经历了大跃进而产生的三年困难时期，以及随后的文革，在自己人生的后半段，经历了毛时代的土地革命，也经历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带来生活水平的改善。国家的农业政策，从之前的以农补工，到后来的反哺农村，以及标志性的取消农业税等事件，都或多或少的对他们的生活产生过影响，他们普遍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知识水平不高，获取资讯的渠道狭隘，其政治思想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农民的思想传承，受国家宣传机器的影响，他们对给自己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共产党是怀有很深的感情的。这一辈的老人重乡土，重人情，而轻法律，轻程序。他们可以团结起来，为土地征收的不合理在政府门前静坐，但是对于不具体的政治目标，却能难激起他们的斗争热情。 而解放后至改革前出生的这一辈，现在大多人到中年。他们的生活经历虽然不及老年人那么复杂，但也历经了改革前后，生活条件的巨大变化。他们青少年事情接受的教育，对其政治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在他们心中有着极大的政治地位，但他们并没有经历土地革命，没有领共产党的这一份恩情。文革那个动乱的年代，其实是他们阳光灿烂的日子，却在后来被彻底的否定，这对于他们共产主义信仰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这不妨碍其对毛泽东本身的崇拜。改革开放使他们带来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然而他们将其视为自己的辛苦所得，而不会视为某个政党的赋予。农村这一辈人中的知识水平较高的，一部分通过读书或者其他渠道，已经进入了城市中，成为了城市里中年一辈的中坚力量。留在农村的，生活比起去了城市的同龄人，大多不算如意，他们信息获取，除了口耳相传，还有通过新闻联播和报纸获取。对于时局，通常比较关心，但是信息来源渠道较少，除了官方消息，还有就是口儿相传的政治八卦。如果说上一代人对政治毫不关心的话，逆来顺受的话，而这一代人则有显著不同之处，他们表示出对政治八卦的相当热情，差不多是作为酒桌上的重要谈资之一。这一辈人之前是遍布中国的农民工的主力，走南闯北的经历，使他们对于贫富差距，有着直观的认识，这也让他们对自己当地辖区的治理有着各种不满。 农村中老年这一代，他们对于现有体制或许不满，但主要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偶尔发发牢骚。但是如果体制侵犯了他们切身利益，却能迸发出相当的斗争热情。目前农村的群体性运动，主力群体也是他们，尤其是老年一辈，他们自认为自己时日无多，如果能为自己的后代争取一点利益，甚至可以以命相搏。但他们主要的斗争对象是自己辖区的直接领导，很少会对这个体制做出反思。在农村地区的饭桌上，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忆苦思甜，感慨共产党的好处，回忆自己小时候想吃一顿白米饭是多么的困难，现在吃饭的时候，素菜都很少见到了。他们认为高层的政策都是好的，但执行的时候遇到各种贪官污吏，将领导的好心办成了坏事。同时他们对贫富差距的过大的不满往往变成对其为富不仁的数落，很少见到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怨声。他们对于与其直接接触的基层官僚多有怨言，集中反映在对村干部以权谋私行为的不满，但如果没有对自己利益直接的侵犯的话，他们只会把这种行为当成常态，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有多么的不合理。 邓小平以来，以经济发展换执政地位的政策，在农村地区的中老年这辈人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国家也有基层民主的政策，但是多流于形式，少有真正民主教育的意义。在于建嵘教授的语境下，农村中老年这一辈有斗争热情和经验。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斗争往往有非常具体而切身的目标，而对于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走向，他们不太可能成为其中的主要动力，这样政治改革的成果，估计也很难反映他们的政治诉求。或者说，他们更关心经济诉求，一人一票的投票权，对目前的他们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虽然他们是很大一个投票群体，但是却不太可能发挥出相应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也就注定了还是那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