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股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关于中国股市,25年之后,我很少评论,因为市场涨了之后,很多问题就不在被当成问题了。

但是眼看着韩国日本美国的股市泡沫化,以及我们科创板的泡沫化,最近关于股市的问题,又经常出现在我日常的评论中。

实际上虽然我从事的是交易工作,但对股市没有特别的研究,可能我本身对于投机倒把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只是因为在毕业的时候这份工作收入高一点,所以就从事了这一行。因为我算是学院派的出身,对于有效市场理论,理性人假设颇为认可,在刚刚从事工作的时候,对于股市的泡沫化,是非常不以为然的,当时的被炒作起来的公司,只要稍微看下公司是干什么的,就知道这是个骗子,买这些公司股票的散户,愚蠢至极。但这些年我的看法有所改变,买这些公司股票的散户,有一些真诚相信被炒作起来的概念,但是还有很多只是觉得,图很好,肯定还有人来追,这种并不算愚蠢,这些人甚至能赚不少钱。

打字打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点,我微信特别讨厌语音留言,我从不做发,我可以语音通话,但是不喜欢语音留言。前几天我尝试语音输入写点文章,发现也不习惯,因为我发现我在打字的过程中,本来就是在梳理自己的思路,打字的速度刚刚好适合,从看到文字出现在屏幕上,然后思考着下一个字应该如何表达,有点类似gpt输出token的意思。而语音输入,首先速度太快,然后他会把我思考不流畅的地方也输出了出来,我需要确认他识别出来的文字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这种反而使得思维不够流畅,还是文字输出足够精确。

把话题再扯回来,中国的股市问题在哪。前些年我认为中国的股市问题在于股价太贵了,普遍的市盈率太高,但是这些年下来,中国的股市有些指数市盈率不算特别高了,而作为对比的美股股市,市盈率反而上来了。我现在的理解是,市盈率本身是结果,不是原因。中国的公司和美国公司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是中国的公司根本不敢多赚钱,就和中国人做人要低调一样。一个上市公司,你不要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面,然后发给自己的股东。从正反两面我都可以找到例子。

首先我们说正面的例子,贵州茅台,茅台的利润率非常高,而且茅台酒的官方售价是很难买到的,要买茅台都需要找经销商加价购买,这些加价的利润,并没有被算到茅台上市公司体系内部,因此并不在股票的利润上面体现,但是买茅台股票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因为经销商可以加价赚钱,因此他们也在帮茅台囤货,实际上构成的是更深层的合作关系,但是如果只是分析股票市盈率是看不到这些的。而目前的茅台在自建渠道,等于是把经销商的利润拿到上市公司报表里面去,虽然利润增加了,但是市场对这种行为并不算买账。

反面的例子就更多的,远一点的阿里腾讯的千亿的慈善基金,近一点的携程的反垄断罚款,只要你赚钱多,如果你不是国企,你就有问题。因此实际上中国的上市公司就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并不需要让公司很赚钱,但是可以把公司做的更大,因为更大,可以做手脚的地方更多。

几年前我看到一篇评论韩国股市为什么不行里面也有相似的地方,韩国的上市公司因为是财阀控制,因此也是习惯性的把赚到的钱都投出去,而不是回馈给股民,导致股市长年不涨,这和中国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但是今年他们股市倒是涨起来了,只是ai的能量太强了,好像他们的李在明也出台一些政策改变他们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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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下的一些碎片化思考

我想在这个时代,还保留着个人独立博客的,已然是小众里的小众;还能坚持更新的,更是寥寥无几。十几年前关注的那些博客里,大概也就剩张志强还在写了。

如今写文章的门槛确实被彻底踩平了,扔几个提示词,大模型就能洋洋洒洒吐出一长串。但字里行间那种挥之不去的“AI味”也随之而来,我甚至觉得上面提到张志强的近作里,也隐约沾染了这种味道。

既然是给自己这方自留地写点碎碎念,以后我还是纯手工敲字吧。

说起AI时代的源头,其实很难界定。让人造物拥有“智能”的执念,可能从人类学会制造工具起就萌生了。算盘大概不算有智能,但挂在蒸汽机上的机械计算器算不算?

不过,我们真切感受到人工智能在狂飙,确实是从大语言模型(LLM)的破局开始的。而底层的推手,是算力集群的暴力跃升。有趣的是,当初硬件算力刚上来时,大家最先折腾的其实是图像识别和模式识别,而不是语言。

直到ChatGPT横空出世,才真正印证了一个也许古老但一直缺乏证明的哲学洞见:人类的智慧,是深嵌在语言结构里的。

语言即智慧。跨过了这道坎,现在的AI和过去就有了本质区别。以前的AI只是在跑逻辑树,给定输入,刺激反应,产出死板的结果;而现在的模型,给定的输入,吐出的往往是超越单一个体经验的“智慧”。

它有没有超越人类整体?现在下定论还太早,毕竟它眼下的智能依然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咀嚼”。但爆发的基础已经具备了:如果在端侧或云端真有一个全知的“智能体”,只要我们抛出足够精准的问题,必然能榨取出超越前人的见解。至于眼下的AI究竟进化到了哪一步,我也还在边折腾边观察。

谈到AI对社会的冲击,给我的感觉是既显著又平淡。资本市场早就翻了天,资金情绪在各种概念股和期指的起落间体现得淋漓尽致;但跳出盘面看,回归到具体的产业生产环节,真正的技术门槛似乎并没有被实质性颠覆。

对普通人而言,冲击绝对存在,只是眼下还没引发剧烈的社会阵痛。我个人的体会是:工作岗位的缩减,正隐蔽地发生在“拒绝新人”这一端。就像最近在筛那几十份初级岗位的简历时能明显感觉到,白领行业对基础人工的真实需求正在快速萎缩。但因为企业运作的惯性,现有的人员编制还没大幅裁撤,甚至因为AI工具的介入拉高了人效,反而增厚了当期的利润。

写着写着,又和以前一样,突然没了兴致。就碎碎念到这里吧,止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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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与失衡:审视中国社保体系的三大症结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之下,一张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网本应成为社会稳定的“压舱石”。然而,这张网在现实中却呈现出明显的撕裂与失衡,尤其在养老金问题上,潜藏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从历史遗留的农村负担,到现行制度对农民工的排斥,再到体制内外的巨大鸿沟,中国社保体系的症结不仅关乎民生,更拷问着社会公平的底线。

一、历史的回音:“三提五统”与被遗忘的农村贡献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这句在农村地区流传的戏言,无奈地道出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留守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困境。这背后,是“三提五"统”这一沉重的历史负担。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除了缴纳农业税(俗称“公粮”),还需承担村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和乡统筹(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交通建设等费用)。

从本质上看,“三提五"统”是一种非正式的税费,是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然而,当年的城市职工在享受单位劳保福利的同时,并未承担类似的费用。这段历史贡献,在农民年老之后,却并未被“视同”为他们对社会养老体系的“缴费”。

2006年,农业税和“三提五"统”被全面取消,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但历史的欠账并未就此勾销。如今,当年的青壮年已步入老年,他们领取的却是全国最低水平的农村养老金。以上海为例,2024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月1400元,而在许多中西部地区,这个数字仅为一两百元,甚至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这种制度设计上的“遗忘”,使得为国家发展默默奉献了一辈子的农村老人,在其最需要保障的晚年,被置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

二、现实的困境:现收现付制下“白缴”社保的农民工

中国的养老金体系主体上采用“现收现付”制,即用在职年轻人的缴费来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一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新的缴费群体。他们背井离乡,在城市贡献青春与汗水,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然而,现行的社保制度却为他们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核心问题在于社保关系的“转移接续”困难重重。尽管国家层面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跨省转移社保的流程繁琐,且只能转移个人账户中微乎其微的部分,占大头的企业缴费部分(统筹账户)则难以“带走”。养老金的领取,通常要求在同一地区缴费满15年。对于流动性极强的农民工而言,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结果是,大量农民工在城市缴纳了多年的社保,但由于无法在一个地方缴满年限,最终在返乡时,难以将在城市积攒的养老权益兑现。他们年轻时在城市是社保基金的“贡献者”,支撑着城市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年老返乡后,却只能依赖微薄的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成为社保体系中的“过客”。他们缴纳的社保费,在很大程度上沉淀在了城市的统筹基金池中,无异于“白缴”。

三、制度的鸿沟:“视同缴费”与“劫贫济富”的质疑

如果说对农民历史贡献的忽视和对农民工权益的制度性障碍体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那么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中的“视同缴费”政策,则将这种不公平推向了顶峰。

2014年,中国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养老金“双轨制”。改革的核心之一在于,对于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中人”,其在改革前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的年限,被“视同”为已经缴费,并据此计算养老金。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制度的平稳过渡,保障这部分群体的利益。

然而,这一“善意”的制度设计,却引发了“劫贫济富”的广泛质疑。一方面,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历史上并未像农民一样承担“三提五统”等额外负担,其工资和福利待遇本身就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如今,他们无需实际补缴,便可凭借“视同缴费”获得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乃至农民的养老金。

另一方面,供养这些高额养老金的,正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缴纳的社保基金。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收入最低、历史贡献最被忽视的农村老年人,他们的子女(农民工)在城市缴纳社保,支撑起的却是历史上从未为社保基金“蓄水池”注过水、且退休后能领取最高养老金的群体的体面生活。

结语

从“三提五"统”的历史贡献被遗忘,到农民工社保权益的制度性流失,再到“视同缴费”引发的公平性质疑,中国社保体系的症结环环相扣,共同指向了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身份不平等。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要真正破解困局,需要的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零敲碎打,而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深刻变革。这需要正视历史,将农民的历史贡献以某种形式纳入养老金的计算体系;需要打破地域壁垒,实现社保“全国一盘棋”,让劳动者的权益不再因流动而受损;更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拉平不同群体间的养老金差距,让社会保障回归其“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的应有之义。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弥合社会裂痕,让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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