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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Archives: 社保
关于国内的养老金话题几点辨析
中国的社保问题,市场成为社会热点,但是大众关注点,却又相当短视,导致从来没有深度的讨论被放到媒体上。 几年前,关于外卖小哥要不要缴纳社保,被放到舆论场上大肆炒作了一波,导致美团这样的公司股价跌了一波。当时大众媒体认为,美团应该替骑手缴纳社保,当时京东替他旗下所有快递员缴纳社保,广受好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经济增速不行了,就需要正视这些问题了。比如外卖骑手,目前基本上都是和劳务公司签订合同,也就是说,美团肯定不缴纳社保了。而这时候,外卖骑手是可以缴纳社保的,但是公司承担的12%和自己承担的8%都需要缴纳,按照目前的上海社保基数,最低缴纳额是8000*20%,差不多是1600块,即使部分公司承担了12%,也要560块。最主要的问题是,社保太远了,即使像我司这样的国企,实际上员工本身并没有主动缴纳社保的意愿,只是说,公司给补贴不要白不要,如果换个机制,公司补贴不变,员工可以选择要不要缴纳自己那部分,估计很多人会选择不缴纳。 更大的问题是,对于外卖员来说,他们现在在上海缴纳的社保,根本带不回去,而且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现在缴纳的社保,被用来养现在退休的城里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是完全没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的。 社保的现收现付制度本身可能也没有问题,大多数国家可能也都是这样,但是考虑到我们出生率的极速下滑,现在缴纳的社保,到我们这一辈老了,现收现付制度能不能维持下去,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实际上,上面两个问题,也不是最大的问题,我国社保最大的问题,是设计的不公平,但这个话题完全没有舆论参与,因为农村人没有媒体声量。现在经常引起讨论的,是公务员和普通职工退休金的不平等,前者是后者的可能3倍多。但是很少被人提及的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可能只是前者的1/10不到,这巨大的不公平在三十年前就存在。当时所谓退休工人有养老金,是因为他们工作的时候,单位就缴纳了钱,但是从现收现付制度看,他们缴纳的钱,从来就没有被存着发给他们,而他们现在拿到的退休金,主要部分也还是国家补贴。同样是国家补贴,为什么国家补贴公务员和城里的退休工人,而农村人就没有这个补贴。有人会说,农村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交钱,可是回过头来看,当年农村收入那么低,本来已经是国家制度设计上的不公平了,难道还要年纪大的农民,为当年制度设计的不公买单么。 我们体制里面有太多的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期,蛋糕在不断做大,公平话题实际上不是那么主流,你占便宜,我吃亏,但是只要经济在发展,我总归过的比过去好,公平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如果经济不增长,设置在后退,那么公平问题,我认为很快就会成为社会的焦点议题。 目前公平议题主要还是聚焦在中产话题上,比如小孩入学,比如公务员考试,但是公平问题迟早会更普遍的被放到舆论场上被检视的,更可能以更民粹,更不理性的方式。
撕裂与失衡:审视中国社保体系的三大症结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之下,一张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网本应成为社会稳定的“压舱石”。然而,这张网在现实中却呈现出明显的撕裂与失衡,尤其在养老金问题上,潜藏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从历史遗留的农村负担,到现行制度对农民工的排斥,再到体制内外的巨大鸿沟,中国社保体系的症结不仅关乎民生,更拷问着社会公平的底线。 一、历史的回音:“三提五统”与被遗忘的农村贡献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这句在农村地区流传的戏言,无奈地道出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留守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困境。这背后,是“三提五"统”这一沉重的历史负担。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除了缴纳农业税(俗称“公粮”),还需承担村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和乡统筹(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交通建设等费用)。 从本质上看,“三提五"统”是一种非正式的税费,是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然而,当年的城市职工在享受单位劳保福利的同时,并未承担类似的费用。这段历史贡献,在农民年老之后,却并未被“视同”为他们对社会养老体系的“缴费”。 2006年,农业税和“三提五"统”被全面取消,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但历史的欠账并未就此勾销。如今,当年的青壮年已步入老年,他们领取的却是全国最低水平的农村养老金。以上海为例,2024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月1400元,而在许多中西部地区,这个数字仅为一两百元,甚至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这种制度设计上的“遗忘”,使得为国家发展默默奉献了一辈子的农村老人,在其最需要保障的晚年,被置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 二、现实的困境:现收现付制下“白缴”社保的农民工 中国的养老金体系主体上采用“现收现付”制,即用在职年轻人的缴费来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一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新的缴费群体。他们背井离乡,在城市贡献青春与汗水,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然而,现行的社保制度却为他们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核心问题在于社保关系的“转移接续”困难重重。尽管国家层面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跨省转移社保的流程繁琐,且只能转移个人账户中微乎其微的部分,占大头的企业缴费部分(统筹账户)则难以“带走”。养老金的领取,通常要求在同一地区缴费满15年。对于流动性极强的农民工而言,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结果是,大量农民工在城市缴纳了多年的社保,但由于无法在一个地方缴满年限,最终在返乡时,难以将在城市积攒的养老权益兑现。他们年轻时在城市是社保基金的“贡献者”,支撑着城市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年老返乡后,却只能依赖微薄的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成为社保体系中的“过客”。他们缴纳的社保费,在很大程度上沉淀在了城市的统筹基金池中,无异于“白缴”。 三、制度的鸿沟:“视同缴费”与“劫贫济富”的质疑 如果说对农民历史贡献的忽视和对农民工权益的制度性障碍体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那么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中的“视同缴费”政策,则将这种不公平推向了顶峰。 2014年,中国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养老金“双轨制”。改革的核心之一在于,对于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中人”,其在改革前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的年限,被“视同”为已经缴费,并据此计算养老金。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制度的平稳过渡,保障这部分群体的利益。 然而,这一“善意”的制度设计,却引发了“劫贫济富”的广泛质疑。一方面,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历史上并未像农民一样承担“三提五统”等额外负担,其工资和福利待遇本身就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如今,他们无需实际补缴,便可凭借“视同缴费”获得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乃至农民的养老金。 另一方面,供养这些高额养老金的,正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缴纳的社保基金。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收入最低、历史贡献最被忽视的农村老年人,他们的子女(农民工)在城市缴纳社保,支撑起的却是历史上从未为社保基金“蓄水池”注过水、且退休后能领取最高养老金的群体的体面生活。 结语 从“三提五"统”的历史贡献被遗忘,到农民工社保权益的制度性流失,再到“视同缴费”引发的公平性质疑,中国社保体系的症结环环相扣,共同指向了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身份不平等。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要真正破解困局,需要的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零敲碎打,而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深刻变革。这需要正视历史,将农民的历史贡献以某种形式纳入养老金的计算体系;需要打破地域壁垒,实现社保“全国一盘棋”,让劳动者的权益不再因流动而受损;更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拉平不同群体间的养老金差距,让社会保障回归其“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的应有之义。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弥合社会裂痕,让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