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思考评论

一些社会问题和其他问题的思考和关于不知道什么东西的评论

关于国内的养老金话题几点辨析

中国的社保问题,市场成为社会热点,但是大众关注点,却又相当短视,导致从来没有深度的讨论被放到媒体上。 几年前,关于外卖小哥要不要缴纳社保,被放到舆论场上大肆炒作了一波,导致美团这样的公司股价跌了一波。当时大众媒体认为,美团应该替骑手缴纳社保,当时京东替他旗下所有快递员缴纳社保,广受好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经济增速不行了,就需要正视这些问题了。比如外卖骑手,目前基本上都是和劳务公司签订合同,也就是说,美团肯定不缴纳社保了。而这时候,外卖骑手是可以缴纳社保的,但是公司承担的12%和自己承担的8%都需要缴纳,按照目前的上海社保基数,最低缴纳额是8000*20%,差不多是1600块,即使部分公司承担了12%,也要560块。最主要的问题是,社保太远了,即使像我司这样的国企,实际上员工本身并没有主动缴纳社保的意愿,只是说,公司给补贴不要白不要,如果换个机制,公司补贴不变,员工可以选择要不要缴纳自己那部分,估计很多人会选择不缴纳。 更大的问题是,对于外卖员来说,他们现在在上海缴纳的社保,根本带不回去,而且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现在缴纳的社保,被用来养现在退休的城里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是完全没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的。 社保的现收现付制度本身可能也没有问题,大多数国家可能也都是这样,但是考虑到我们出生率的极速下滑,现在缴纳的社保,到我们这一辈老了,现收现付制度能不能维持下去,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实际上,上面两个问题,也不是最大的问题,我国社保最大的问题,是设计的不公平,但这个话题完全没有舆论参与,因为农村人没有媒体声量。现在经常引起讨论的,是公务员和普通职工退休金的不平等,前者是后者的可能3倍多。但是很少被人提及的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可能只是前者的1/10不到,这巨大的不公平在三十年前就存在。当时所谓退休工人有养老金,是因为他们工作的时候,单位就缴纳了钱,但是从现收现付制度看,他们缴纳的钱,从来就没有被存着发给他们,而他们现在拿到的退休金,主要部分也还是国家补贴。同样是国家补贴,为什么国家补贴公务员和城里的退休工人,而农村人就没有这个补贴。有人会说,农村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交钱,可是回过头来看,当年农村收入那么低,本来已经是国家制度设计上的不公平了,难道还要年纪大的农民,为当年制度设计的不公买单么。 我们体制里面有太多的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期,蛋糕在不断做大,公平话题实际上不是那么主流,你占便宜,我吃亏,但是只要经济在发展,我总归过的比过去好,公平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如果经济不增长,设置在后退,那么公平问题,我认为很快就会成为社会的焦点议题。 目前公平议题主要还是聚焦在中产话题上,比如小孩入学,比如公务员考试,但是公平问题迟早会更普遍的被放到舆论场上被检视的,更可能以更民粹,更不理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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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聊生,具体而微

民不聊生这个词,一般是看历史王朝的末期,比如清末,图景里面更多的是一种黑白画面。这几天重庆燃气的事件,让我觉得更有了些具体而微的理解。 变化是何时发生的?是18大以来么?十八大以来,可能更多的感觉是官不聊生,可能老百姓感觉还好。如果要划一道线,我觉得可能是19年,我们和川普开启贸易战以来。 贸易战初期,虽然对国内冲击很大,到底要不要投降,观点其实也是有分歧,官方决定不想让,也不能说是注定错误的选择。等到疫情来临,在20年,乐观的氛围感染了每一个人,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言论甚嚣尘上,但是此时经济体里面的问题已经越发严重,比如房地产。 疫情来到22年,民不聊生,但是此时我们以为,这是一次性的冲击,过去也就过去了。但是重庆燃气的事件,让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治理机制已经扭转不过来了。 我不认为重庆燃气这个公司成系统的修改了燃气表,或者燃气热值,但是就他们公布的各种误操作的案例,就已经让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必然是普遍的。这种公用事业单位普遍的在老百姓头上欺上瞒下,那么其他地方呢。 政府已经没有办法从土地财政里面获得收入,从而供养庞大的公务员系统,但这个系统本身并不会主动的去减员的,只可能去扭曲这个社会的分配关系,让自己获得更多的资源,那么最后承担成本的,必然是最底层的老百姓。 可是大部分老百姓还不能认清这里面的逻辑关系,考公大军源源不断,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是涉及到分配权的改革,非常难以落地,例如降低养老金,削减社保。 目前我的感觉是,我们坐在一辆走在错误道路上的沉重的大车上,到底能不能回头,希望是有的,但可能不是现在,希望不会来的太晚,以至于完全回不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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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市监管窗口指导的建议

监管窗口指导的出发点是为了保障市场的稳健运行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在某些交易运行机制尚不完善的领域,通过窗口指导,规范特定市场主体的行为,可以防微杜渐,也是为后续监管制度的完善做实践上的准备。 然而用频繁的窗口指导作为市场运行制度本身的替代,在本身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从而扭曲市场价格表现,影响金融市场功能的发挥。最近半年来,特别是2023年8月28日以后,接到的监管机构窗口指导次数显著增多,主要是限制股票的净卖出,该监管政策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了市场功能的发挥。 1.1. 限制股票净卖出使得股指期货贴水程度增加 某一投资者有减仓需求时,最为直接的选择是卖出股票,如果该投资者股票净卖出受限,那么选择卖出股指期货进行替代,是一种成本较低的选择。卖出股指期货使得股指期货贴水增加,那么就会有其他机构,买入股指期货,同时卖出股票组合,构建套利组合,维护股指期货的贴水在基本无套利的合理水平。 目前情况下,被窗口指导的机构如券商自营等股票净卖出都收到限制,不能做卖出股票,买入股指期货这样的操作,但是投资者的减仓需求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下,股指期货就会呈现出深度贴水。如20240108,中证1000贴水1.13%,年化34%。股指期货深度贴水反而使得原先运行中性策略的机构(此类机构主要是私募,不会直接收到窗口指导)有提前平仓需求,例如本交易日我司接到某DMA客户表示最近基差太差,计划平仓(卖出股票,买入股指期货),这反而增加了股票市场的卖压。目前DMA市场规模近千亿,即便是只有20%的资金退出对市场也是不小的冲击。 1.2. 净卖出的窗口指导解禁传言对市场形成情绪冲击 2024年开年以来,市场一直传言近半年的公募基金净卖出的窗口指导解禁。由于此前公募基金被窗口指导限制净卖出,导致基金产品被动高股票仓位运行,市场预期基金净卖出解禁后,会有降低仓位,恢复股票正常仓位占比需求。但是基金公司对于净卖出解禁的时间窗口长短无法预期,于是反而造成了集中式的减仓(或者基金公司本身没有减仓,但是市场其他主体预期基金公司有此类行为,提前抢跑),超出了市场承受能力,使得市场大幅下跌。 1.3. 窗口指导本身的机制上的弊端 窗口指导本身政策有效期不明确,需要市场主体通过试探的方式来推测是否已经结束了净卖出的限制,而不同机构之间往往互相打探,市场传言众多,容易给市场主体造成误判。 窗口指导标准难以统一,就净卖出受限而言,不同监管部门,如交易所和机构部,甚至同一机构不同监管人员的对于监管尺度的解读也不同,导致被监管机构执行标准不能明确,不同被监管机构执行尺度不一,部分机构执行初期从严,后续从宽。 频繁使用窗口指导更容易引发监管部门重视短期的监管调节,忽视中长期的监管布局,从而使监管政策始终处于打“补丁”的状态。 建议后续减少窗口指导,完善市场制度建设,恢复市场配置功能的正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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