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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远洋捕捞。 任何宏观的政策都是需要具体的人来执行的，禁止远洋捕捞的口号喊的再响亮，如果不解决具体远洋捕捞的人的问题，那就势必无法落地。远洋捕捞第一层，是这些老板们做事情不干净，但是实话说，中国狂飙突进发展的这四十多年，老板们完全干干净净做事怎么可能呢，连腾讯之前都捐了1000亿出来保命。用现在的法去框过去的事情，总能找到毛病，所有人都能理解这点，但是执法机构就是抓着老板们不干净的做事情不放，这个问题是需要制度层面的技术解决。 但是远洋捕捞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地方政府没钱了，20年疫情以来，一方面疫情治理花了很多钱，另一方面经济下行，挣的钱也比以前少了，更重要的是，土地卖不出钱了。地方政府没钱了，导致公务员奖金下降，这些警察公安的收入下降。个体很多消费是刚性的，调整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房贷，比如学费，因此总有人要想办法，手里有这个手段，100个人，99个人觉得不对，那总有一个人要试试，一个人试试得到好处了，难免其他人效仿。 舆论对这个远洋捕捞痛批，但是不解决地方政府收入的问题，这个事情势必会持续发生。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手段，打官司，让这些警察坐牢，这个在国外有这个可能性，在我们这，就别指望了。 关于运动员擦边。 社会的保守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如果这个运动员不是生计所迫，她自己估计就是保守派成员。保守化也有其社会背景，在我们拥戴自由化的时候，正是中美合作的蜜月期，如今中美对抗，抵抗自由化的腐蚀，估计是最高层关于社会舆论的一致共识，毕竟美国人打过来，如果亲美分子太多，估计就不战而降了。但问题是，你不能简单的因为批评当局，就认为我们是亲美。在我看来，我们舆论场有一个认识叠加的过程，随着你认知的加深，对当局政策的理解就是支持到反对，反对到理解，但是理解之后，还是反对的一个过程。

中国的社保问题，市场成为社会热点，但是大众关注点，却又相当短视，导致从来没有深度的讨论被放到媒体上。 几年前，关于外卖小哥要不要缴纳社保，被放到舆论场上大肆炒作了一波，导致美团这样的公司股价跌了一波。当时大众媒体认为，美团应该替骑手缴纳社保，当时京东替他旗下所有快递员缴纳社保，广受好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经济增速不行了，就需要正视这些问题了。比如外卖骑手，目前基本上都是和劳务公司签订合同，也就是说，美团肯定不缴纳社保了。而这时候，外卖骑手是可以缴纳社保的，但是公司承担的12%和自己承担的8%都需要缴纳，按照目前的上海社保基数，最低缴纳额是8000*20%，差不多是1600块，即使部分公司承担了12%，也要560块。最主要的问题是，社保太远了，即使像我司这样的国企，实际上员工本身并没有主动缴纳社保的意愿，只是说，公司给补贴不要白不要，如果换个机制，公司补贴不变，员工可以选择要不要缴纳自己那部分，估计很多人会选择不缴纳。 更大的问题是，对于外卖员来说，他们现在在上海缴纳的社保，根本带不回去，而且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现在缴纳的社保，被用来养现在退休的城里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是完全没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的。 社保的现收现付制度本身可能也没有问题，大多数国家可能也都是这样，但是考虑到我们出生率的极速下滑，现在缴纳的社保，到我们这一辈老了，现收现付制度能不能维持下去，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实际上，上面两个问题，也不是最大的问题，我国社保最大的问题，是设计的不公平，但这个话题完全没有舆论参与，因为农村人没有媒体声量。现在经常引起讨论的，是公务员和普通职工退休金的不平等，前者是后者的可能3倍多。但是很少被人提及的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可能只是前者的1/10不到，这巨大的不公平在三十年前就存在。当时所谓退休工人有养老金，是因为他们工作的时候，单位就缴纳了钱，但是从现收现付制度看，他们缴纳的钱，从来就没有被存着发给他们，而他们现在拿到的退休金，主要部分也还是国家补贴。同样是国家补贴，为什么国家补贴公务员和城里的退休工人，而农村人就没有这个补贴。有人会说，农村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交钱，可是回过头来看，当年农村收入那么低，本来已经是国家制度设计上的不公平了，难道还要年纪大的农民，为当年制度设计的不公买单么。 我们体制里面有太多的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期，蛋糕在不断做大，公平话题实际上不是那么主流，你占便宜，我吃亏，但是只要经济在发展，我总归过的比过去好，公平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如果经济不增长，设置在后退，那么公平问题，我认为很快就会成为社会的焦点议题。 目前公平议题主要还是聚焦在中产话题上，比如小孩入学，比如公务员考试，但是公平问题迟早会更普遍的被放到舆论场上被检视的，更可能以更民粹，更不理性的方式。

本周前总理因猝然离世，我自己觉得就是心脏病突发，没必要过多的阴谋论，我爸当年也是因心脏病夜里突发离世，甚至不到50，后来我对因为这个病离世的新闻就多了点敏感度。 总理离世，引发了很多怀念的文章，但整个社会舆论场上的怀念是很谨慎的，因为很容易就被扣上心机不纯的帽子。实际上也是心机不纯的，不管是公开怀念江，还是怀念李，本质上是表达对当下一些现状的不满。 李担任总理的这十年，我正好是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因为从事证券行业，对于社会经济更为关心的这10年。可以谈谈我对这10年的感受， 李总理是13年开始担任总理，我13年离开学校，在我毕业的时候，在我能选择的岗位中，最好的工作应该是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总部，当然这些岗位要求也很好，而且13年是中国股市是经理了09年之后，连续下跌了4年，上证指数在12年跌到了2000点以下，那个年头能入职证券公司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公司那一届只招了30个应届生，实际上公司本来都没有校招计划，是其他部门争取过来的，而后面基本都是100个以上了。 也就是13年，我们经纪商也是困难的一年，正在消化08年4万亿的后遗症。2000年以来，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速最快的07年，GDP增速14%，08年一下子掉到9%，而后几年有个现在已经听不到的词，“保八”在社会流行，李总理接手的是这样一个局面，就是经济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但是似乎却无从着手的局面。当时对四万亿，虽然官方是的说辞是肯定的，但是不管是西方学术圈，还是国内的学术氛围，对于四万亿的批评是大于支持的，所以后面经济金融界一直强调所谓不搞大水漫灌，因为我们大水漫灌，见到的是物价和房价暴涨。 实际上站在今天，对四万亿的评价要比当年宽容的多，一方面我们见到了美国两次无止境的直升机撒钱的操作，而且MMT的理论，也让撒钱这个操作变得正当了许多，另一方面，当年的基建项目，例如高铁口碑实际上实现了反转，而当年投资建设的新区，随着后面一轮一轮房价的上涨，已经摘下了鬼城的称号。 李总理看上了互联网，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此时，他对经济政策应该是有决策权的，实际上现在国务院还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持项目。因为当时的政治大戏是反腐，经济领域的最高决策权应该还李总理这边。但是李总理实际上对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可能并不熟悉。他的前一任管金融的副总理是王岐山，而他任上管金融的副总理是马凯。王岐山本人存在感太强了，本来时人觉得他回继续分管金融工作，但该职位被分配给了张高丽，实际上总书记这一手安排也是布局精妙了。 回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开，PDD是2015年创建，今日头条2012年创建，并不能说没有成果，当然这两家代表性的公司，也不会认为他们和李总理由什么关系。当时当年的互联网金融的创新，P2P确实是在李总理手上出现，泡沫化，然后泡沫破灭的，这个P2P行业的失败，这是李总理对金融领域管理失败的地方。 但此后，应该说李总理就没有更多经济层面的政策被出台的，因为实际上2015年以后，金融领域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刘鹤在负责了，2015年启动的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计划，这显然和总理无关，等到19大之后，刘鹤成为了管金融的副总理，经济金融工作显然就更和李总理没啥关系了。 实际上李总理任期10年，存在感是很低的，他本来是被当做总书记培养，后面对于经济金融工作又缺乏执行力，无法苛责了，本来还想做更多评价，但是和之前的想法一样，往下写情绪已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