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多日，居家办公之余，总会想，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3月之前，上海和全国抗疫的风格其实差异是明显的，上海是精准防控，动态清零，全国其他地方，就是动态清零。上海最小封锁一个奶茶店，被很多自媒体大家称赞，所谓上海模式，其实已经风头不小。其实这个时候，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因为面对传染性这么强的病毒，所谓精准防控，总会有百密一疏的时候，而一旦疏漏，几乎就难以补救（当然，并非完全不可能，比如深圳，就抢救回来了）。 看到其他国家相继开放，逐步回到正常生活状态，中国大陆未来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被明确提出来，但是也隐隐在案头，只是没有明确被提出来而已。动态清零，还是清零，当时可能对动态清零的成本认识还比较模糊，而香港的共存路线在大部分人眼里还是失败的模式（如果现在调查，相信觉得香港模式可取的比例，比三月初不知道要高多少）。 上海模式的失败路径，我的观察大致有几个时间点： -------------------------------------------------------------- 前期精准防控太成功，等到华亭宾馆溢出已经处于不太可控的状态下，依然选择原来的应对策略，3月12号之后，日增无症状上百例，这个已经是最后的小规模封控窗口期，但没有见到政策的显著变化。 3月18号之后，原来的流调显然已经彻底流于形式，阳性小区层出不穷，小区被封闭，但是小区内部蔓延完全没法禁绝。而普筛性质的检查也没有进行，此时应该是全市核酸检查的窗口期，但此时市里面的领导可能还在研究是不是要拿出一套上海方案，因为从溢出到上百，这种情形应该有预演的。 3月28号，上海正式封城，此时上海模式正式破产，老老实实走封城清零路线，但此时日增近五千，而且同时这数字还是虚的，因为检测能力还没上来，采样到数据出来有一个时间滞后，而这期间病毒还在小区内部不断蔓延。到这时候，后面的局面，已经完全不是官僚系统所能控制的了。 ----------------------------------------------------------------- 封城之后，其实上海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上海了，原来上海社会机体组织，是建构在一个个打工关系之上的，外来务工人员能挣到钱，然后有着庞大的商业供应链支撑这个城市的运行如常，正如其他大城市一样，有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上海打工比大部分城市能挣到更多钱，因此多能得到的物资和服务水平也更高。 封城之后的上海，整个社会的核心议题是清零，这里没有什么动态了，社会的核心主题就是清零。关于躺平还是清零的讨论，本身也是清零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要不要清零。其实选择清零，还是共存，在4月之后，中央下决定之后，我就已经觉得没有讨论的意义了。科学问题到这一步，成了价值观的问题，必然是无法说服不同观点的人了。 ----------------------------------------------------------------- 封城和清零不再是问题，那么问题是什么，我的观察有下面几个问题： 1 为什么会出现疾控中心的官员想要共存。 这个问题其实不好回答，只能说自己的观察。第一次公众感到困惑的是一段普通市民和疾控中心官员的录音对话，这时候上海刚刚封城，社会核心议题还是共存和清零路线的争执，因为上海一直不想封城，但是路线刚刚破产。而又因为方舱不够用，很多人还想着待在家里隔离，这个录音让共存和清零这个话题在舆论场上热炒，上海很多人是想要共存的，而此时上海普通人发现代表政府的疾控中心里面很多人也是这种想法，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但是上海之外的人显然觉得上海失败是上海的问题，赶紧分好，不要外溢了。 疾控中心基层官员为什么想共存，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其实他们已经基本干不了什么有意义的活了，在精准防控阶段，他们的的流调贡献巨大，应该是非常有职业成就感的。但是日增规模上万以后，流调已经没有了意义，基本就是通知阳性而已。而通知了阳性之后，由于医疗资源不足，他们实际上也是很无奈，看到规模急剧增高，大概大部分疾控的人，当时觉得按照原来的路径，清零已经不现实，而当时政府高层，并没有拿出像样的举措，让疾控的人觉得还是有办法清零成功的。而后来孙春兰来了上海，应收尽收之后，应该说政府当局已经不允许不一样的声音，至少政府层面不同的声音起码是听不到了。 实际上，表面上看，只是政府专业官员和中央看法不同，但实际上，政府当局没有尽早形成统一意见，无疑是拖累了使得上海抗疫模式转变的节奏，这也是外地人诟病上海政府的主要原因。虽然共存还是清零值得讨论，但是如果在三月底四月初还在讨论，政府主持抗疫的执行者们还没有一个共识，那越讨论局势越糟糕。早点做决定，无论是决定封城，还是决定共存，都会让上海本地，乃至全国其他地方，都能更早的做好准备，后面的局势也不会变的如此的糟糕。 2 为什么出现诸多指责上海基层治理不善，而基层官员又哭诉自己精疲力尽，无能为力。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很多人说上海基层是中老年人什么的，什么北京居委深圳居委年轻，反正道理像模像样，但我想上海居委怎么也不会比西安吉林居委更差了，但是上海居委被骂出媒体效果的比深圳吉林多多了。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到了四月初，上海的感染规模，要隔离的规模，病毒的传播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武汉和西安的规模，而政府给出了明确的目标“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但是政府并没有给出实现这个目标的现实手段，于是基层官员和夹在普通老百姓和政府高层之间左右不是，没法让两方的任何一方满意。 列举个简单的数字，我们居委应该不超过5个人，但是要管理5000人的小区，平时大家都不找他们，但是现在都封在家里，其实最基本的，解决这5000人的吃饭问题，对他们来说都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我们小区是很快找到了团购这个办法，解决吃喝问题。5000人的公司，起码需要500个基层管理者，才能带好一个队伍，依靠5个人，只要这里面200个人里面有一个不守规矩的，加起来就25个了，你5个人管得了么？ 看到好多人喷上海的政府的高层中层和基层，其实哪里都一样，阳性感染者的规模上来了，哪里都做不好，这时候有人说当年武汉也没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可能是大家忘记当年武汉前期是怎么样的情况了。而且武汉时期面临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那会大家都担心的是病毒本身，而且无症状的比例比现在低很多，上海的管控难度比武汉高很多。 3 上海的免费物资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就更简单了，政府派发免费物资，本来就会出问题，西安当时也一样。那么为什么上海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不是上海问题比其他地方多，只是上海出问题，都会被传开。比如我们居委，前期基本也没物资供应，四月中旬开始，发了几次物资，实际上质量还可以，但这些没问题的案例，并不会成为舆论热点。而各种出问题的案例，正好满足了民众一股怨气，想要抓贪官的心态。而且几个典型案例，也确实让人看了心惊肉跳，那么稍有怀疑，就先默认政府有错，塔西佗陷阱（不管这个词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用了）已经形成，政府声量被动的局面无可转变。 4 上海这次抗疫为什么表现的如此大跌眼镜 这个问题就太宏观了，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但是把这个问题方面问一下，就可以有更好的认识。实际上大家问题的是，为什么上海抗疫，不如武汉，不如西安，不如深圳，不如北京。 先不说武汉，上海是不是不如武汉，目前正当中场，我觉得不好判断。武汉前期表现如何，可能很多人比较健忘，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大年夜刷微博，看到武汉诸多惨像，还因为觉得微博在这种公共场合发挥的作用让人印象深刻，买了些微博的股票（亏惨）。后期武汉局面稳定，是因为全国的医疗资源支持，才让局面得到控制。 上海比不上西安，深圳，北京，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上海错过了起步阶段把疫情控制的时机，因此和这几个城市，不具有可比性。我设想一个场景，把上海的基层公务员全部换成深圳北京的基层公务员，在日增无正传两万多的情境下，而上头的指示还是“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他们大概率表现的并不会比现在好太多。 上海2500万人口，小区应该不少于5000个，这里面至少一半，管控的还可以，依赖于整体居民的素质高，而这些素质高的年轻人往往有敢于出头，稳住一个小区的基本情况，包括物资，防疫等基本事项。但是这些年轻人解决不了重症老人的买药问题，解决不要婴幼儿的隔离问题，解决不了各种需要其他专业人士才能解决的生活问题。 但是封控这么大的规模的社区，而奥密克戎的传染力又如此之强，拉跨之处无可避免。 局面已然是这个局面，面对这个局面怎么办，这都是在一条不知道前方的路上走着。实话说，香港已经解封，确实死了不少人，但是社会也接受了，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还是： 上海去外地14+7，上海内部别折腾了。说实话，撑到现在这一步，不管后面政策是什么，其他地方赶紧强制疫苗再轮一遍，这也算是上海为全国人民做的最后的贡献了。
上海封控记3-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隔离多日，居家办公之余，总会想，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3月之前，上海和全国抗疫的风格其实差异是明显的，上海是精准防控，动态清零，全国其他地方，就是动态清零。上海最小封锁一个奶茶店，被很多自媒体大家称赞，所谓上海模式，其实已经风头不小。其实这个时候，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因为面对传染性这么强的病毒，所谓精准防控，总会有百密一疏的时候，而一旦疏漏，几乎就难以补救（当然，并非完全不可能，比如深圳，就抢救回来了）。 看到其他国家相继开放，逐步回到正常生活状态，中国大陆未来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被明确提出来，但是也隐隐在案头，只是没有明确被提出来而已。动态清零，还是清零，当时可能对动态清零的成本认识还比较模糊，而香港的共存路线在大部分人眼里还是失败的模式（如果现在调查，相信觉得香港模式可取的比例，比三月初不知道要高多少）。 上海模式的失败路径，我的观察大致有几个时间点： -------------------------------------------------------------- 前期精准防控太成功，等到华亭宾馆溢出已经处于不太可控的状态下，依然选择原来的应对策略，3月12号之后，日增无症状上百例，这个已经是最后的小规模封控窗口期，但没有见到政策的显著变化。 3月18号之后，原来的流调显然已经彻底流于形式，阳性小区层出不穷，小区被封闭，但是小区内部蔓延完全没法禁绝。而普筛性质的检查也没有进行，此时应该是全市核酸检查的窗口期，但此时市里面的领导可能还在研究是不是要拿出一套上海方案，因为从溢出到上百，这种情形应该有预演的。 3月28号，上海正式封城，此时上海模式正式破产，老老实实走封城清零路线，但此时日增近五千，而且同时这数字还是虚的，因为检测能力还没上来，采样到数据出来有一个时间滞后，而这期间病毒还在小区内部不断蔓延。到这时候，后面的局面，已经完全不是官僚系统所能控制的了。 ----------------------------------------------------------------- 封城之后，其实上海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上海了，原来上海社会机体组织，是建构在一个个打工关系之上的，外来务工人员能挣到钱，然后有着庞大的商业供应链支撑这个城市的运行如常，正如其他大城市一样，有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上海打工比大部分城市能挣到更多钱，因此多能得到的物资和服务水平也更高。 封城之后的上海，整个社会的核心议题是清零，这里没有什么动态了，社会的核心主题就是清零。关于躺平还是清零的讨论，本身也是清零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要不要清零。其实选择清零，还是共存，在4月之后，中央下决定之后，我就已经觉得没有讨论的意义了。科学问题到这一步，成了价值观的问题，必然是无法说服不同观点的人了。 ----------------------------------------------------------------- 封城和清零不再是问题，那么问题是什么，我的观察有下面几个问题： 1 为什么会出现疾控中心的官员想要共存。 这个问题其实不好回答，只能说自己的观察。第一次公众感到困惑的是一段普通市民和疾控中心官员的录音对话，这时候上海刚刚封城，社会核心议题还是共存和清零路线的争执，因为上海一直不想封城，但是路线刚刚破产。而又因为方舱不够用，很多人还想着待在家里隔离，这个录音让共存和清零这个话题在舆论场上热炒，上海很多人是想要共存的，而此时上海普通人发现代表政府的疾控中心里面很多人也是这种想法，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但是上海之外的人显然觉得上海失败是上海的问题，赶紧分好，不要外溢了。 疾控中心基层官员为什么想共存，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其实他们已经基本干不了什么有意义的活了，在精准防控阶段，他们的的流调贡献巨大，应该是非常有职业成就感的。但是日增规模上万以后，流调已经没有了意义，基本就是通知阳性而已。而通知了阳性之后，由于医疗资源不足，他们实际上也是很无奈，看到规模急剧增高，大概大部分疾控的人，当时觉得按照原来的路径，清零已经不现实，而当时政府高层，并没有拿出像样的举措，让疾控的人觉得还是有办法清零成功的。而后来孙春兰来了上海，应收尽收之后，应该说政府当局已经不允许不一样的声音，至少政府层面不同的声音起码是听不到了。 实际上，表面上看，只是政府专业官员和中央看法不同，但实际上，政府当局没有尽早形成统一意见，无疑是拖累了使得上海抗疫模式转变的节奏，这也是外地人诟病上海政府的主要原因。虽然共存还是清零值得讨论，但是如果在三月底四月初还在讨论，政府主持抗疫的执行者们还没有一个共识，那越讨论局势越糟糕。早点做决定，无论是决定封城，还是决定共存，都会让上海本地，乃至全国其他地方，都能更早的做好准备，后面的局势也不会变的如此的糟糕。 2 为什么出现诸多指责上海基层治理不善，而基层官员又哭诉自己精疲力尽，无能为力。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很多人说上海基层是中老年人什么的，什么北京居委深圳居委年轻，反正道理像模像样，但我想上海居委怎么也不会比西安吉林居委更差了，但是上海居委被骂出媒体效果的比深圳吉林多多了。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到了四月初，上海的感染规模，要隔离的规模，病毒的传播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武汉和西安的规模，而政府给出了明确的目标“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但是政府并没有给出实现这个目标的现实手段，于是基层官员和夹在普通老百姓和政府高层之间左右不是，没法让两方的任何一方满意。 列举个简单的数字，我们居委应该不超过5个人，但是要管理5000人的小区，平时大家都不找他们，但是现在都封在家里，其实最基本的，解决这5000人的吃饭问题，对他们来说都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我们小区是很快找到了团购这个办法，解决吃喝问题。5000人的公司，起码需要500个基层管理者，才能带好一个队伍，依靠5个人，只要这里面200个人里面有一个不守规矩的，加起来就25个了，你5个人管得了么？ 看到好多人喷上海的政府的高层中层和基层，其实哪里都一样，阳性感染者的规模上来了，哪里都做不好，这时候有人说当年武汉也没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可能是大家忘记当年武汉前期是怎么样的情况了。而且武汉时期面临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那会大家都担心的是病毒本身，而且无症状的比例比现在低很多，上海的管控难度比武汉高很多。 3 上海的免费物资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就更简单了，政府派发免费物资，本来就会出问题，西安当时也一样。那么为什么上海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不是上海问题比其他地方多，只是上海出问题，都会被传开。比如我们居委，前期基本也没物资供应，四月中旬开始，发了几次物资，实际上质量还可以，但这些没问题的案例，并不会成为舆论热点。而各种出问题的案例，正好满足了民众一股怨气，想要抓贪官的心态。而且几个典型案例，也确实让人看了心惊肉跳，那么稍有怀疑，就先默认政府有错，塔西佗陷阱（不管这个词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用了）已经形成，政府声量被动的局面无可转变。 4 上海这次抗疫为什么表现的如此大跌眼镜 这个问题就太宏观了，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但是把这个问题方面问一下，就可以有更好的认识。实际上大家问题的是，为什么上海抗疫，不如武汉，不如西安，不如深圳，不如北京。 先不说武汉，上海是不是不如武汉，目前正当中场，我觉得不好判断。武汉前期表现如何，可能很多人比较健忘，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大年夜刷微博，看到武汉诸多惨像，还因为觉得微博在这种公共场合发挥的作用让人印象深刻，买了些微博的股票（亏惨）。后期武汉局面稳定，是因为全国的医疗资源支持，才让局面得到控制。 上海比不上西安，深圳，北京，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上海错过了起步阶段把疫情控制的时机，因此和这几个城市，不具有可比性。我设想一个场景，把上海的基层公务员全部换成深圳北京的基层公务员，在日增无正传两万多的情境下，而上头的指示还是“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他们大概率表现的并不会比现在好太多。 上海2500万人口，小区应该不少于5000个，这里面至少一半，管控的还可以，依赖于整体居民的素质高，而这些素质高的年轻人往往有敢于出头，稳住一个小区的基本情况，包括物资，防疫等基本事项。但是这些年轻人解决不了重症老人的买药问题，解决不要婴幼儿的隔离问题，解决不了各种需要其他专业人士才能解决的生活问题。 但是封控这么大的规模的社区，而奥密克戎的传染力又如此之强，拉跨之处无可避免。 局面已然是这个局面，面对这个局面怎么办，这都是在一条不知道前方的路上走着。实话说，香港已经解封，确实死了不少人，但是社会也接受了，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还是： 上海去外地14+7，上海内部别折腾了。说实话，撑到现在这一步，不管后面政策是什么，其他地方赶紧强制疫苗再轮一遍，这也算是上海为全国人民做的最后的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