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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打算多分析几个阶层的，不过写到这里，一来已经丧失了冲动，二来越写觉得自己分析的越肤浅，好在作为选修课论文，这字数也够了，于是这个就算是完结篇了。不过作为论文，会改个名字，就叫聚焦农村吧 二、农村青年人的政治诉求分析 本文定义的农村青年是指78年改革后出生的这一代，他们现在大多二三十岁，正是热血沸腾的年纪。他们出生在了变革的时代，作为青年人，适应能力强，理解能力强，这使得他们主动迎接了这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浪潮，他们积极参与城市化大潮，背井离乡，作为人口红利的直接体现，他们使这个国家赢得了“制造工厂”的称号。 这一代人普遍接受了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教育过程中政治导向非常明确，但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有了基本识字能力之后，他们对于信息的获取远远不可能局限于官方的教材和宣传。互联网改变了整个世界，但是对于中国农村来说，也只有这一代，才开始接触和利用互联网，而互联网信息的庞杂，使得这一代人信息获取的方式相较于前辈，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对于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解非常的早熟，也没有前面两代人对于姓资姓社的困惑。因为这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和水平，远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更加资本主义。宣传和实际生活中的差距如此的巨大，反而加深了他们对宣传机器和体制的不信任。 虽然农村这一代出生的背景是相似的，但是城市化的推进，制造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这一代面临着多种选择，不同的选择带来了不同的经历，已经对社会理解的差异，对于这个社会变革的期望和诉求也有着自然的差异。 农村青年中，首先是留在农村，和父辈一起生活的。因为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其父辈仍然有着很好的体力，而人均耕地的减少，农业技术的进步，又使得农业生产所束缚的人口越来越少。因而即便是留在农村，青年人也很少从事农业生产，乡镇企业和民营私营企业留下了一些人，还有一部人在服务业中谋生。在农村生活的这一辈，父辈多已经为结婚而其筑造新房，而自己还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很小，经济压力不大。但他们又基本上都脱离了农业生产，远离了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后，和整个社会联系日趋紧密。物价的上涨，通货膨胀，以及汇率的变动对外向型企业发展的打击，都会切实影响他们的生活。经济压力小，使得他们颇有闲暇去关心社会，这是非常有活力的一代。他们从互联网上的美剧中了解民主，在阀体敏感词并屏蔽中寻找自由。他们重视自己的个人权利，而没有太强的集体归属感的诉求。他们在经济领域非常活跃，但在农村政治中缺席。这种缺席很难说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莫不关系，更多的是对现有民主政治体系的不信任。而互联网带来沟通技术的进步，使得这一代人的集聚能力不可小觑，如果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现阶段农村政治面貌将有天翻地覆的变化。2011年的乌坎事件，一开始主要是经济诉求，基本上是中老年人在推动这件事的发展。但其后影响越来越大，被境内外媒体称为“中国基层民主的试验田，有了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一转变，乌坎青年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受着城市文明和互联网的熏陶。与前辈相比，他们见识更为广阔，崇尚自由，追求公正，懂得不少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更敢于表达个人意见，在农村政治中的潜力非常巨大。农村青年和现有行政体系的博弈，将是中国政治改革大舞台上鲜亮的一笔。 由于土地不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地区所能吸纳的劳动人口非常有限，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但是他们再也不是其父辈那样，为了求学的孩子，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基本上是考老乡带老乡，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闯荡,只要给钱，再苦再累，也会干下去。这些年轻人，选择工作的时候，更希望企业能提供更好的环境和工资待遇，而不是企业施舍一个卖苦力的机会。对于进城打工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自小基本上没怎么受过苦，进城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主动进城，而非为外力强迫，这种情况下，他们较父辈有着强得多的议价能力，而新《劳动法》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能力。互联网的接入，手机的普及，二者的结合移动互联网，带来了更多的信息渠道，以及以论坛，微博，IM工具为代表的新兴的沟通方式，也使得他们有着更强的聚集能力，和自媒体的传播功能，这也放大了他们对外的声音。有评论认为，计划生育导致新生劳动力锐减，缺乏劳动力将导致经济全面衰退，年轻一辈对工作的挑剔，使得制造业的中心逐步向泰国越南转移的，使得中国丧失制造业的劳动力优势。但这一辈人可没有这种忧国情怀，他们的辛苦工作，是为了自己能更好生活，选择在哪里工作，这是用脚投票，去影响中国制造产业发展的推进之路。在政治诉求上，由于中国对流动人口管理尚未放开，他们几乎无法对其工作地方产生政治影响。但在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打工的过程中，他们接受到了管理体制更为先进，管理理念往往也更为民主。户籍制度，房价的压力，以及工作公共福利待遇的不公平，很多进城的农民工最终还是要返回向下，爱尔兰学者瑞雪·莫非认为，返乡的农民工改变了中国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城市化大潮尚未波及，政府土地财政尚未触及到的农村地区，有了进城返乡这种经历，他们对于自身权利的争取必定远超父辈，斗争策略也更加多元。 农村地区青年群体中还有一部分是通过读书以及其他机遇，融入城市生活的群体。通过读书，从农村人变成城里人。在十几年前被称为“鲤鱼跃龙门”的这种行为，完成身份转变的他们，往往是一个村子的明星和榜样。但是随着大学的扩招，就业竞争的激烈，以及父辈积累的缺乏，相较于前面两种年轻人，实际上面对着更大的生活压力。走出去的农村大学生，基本上脱离了农村生活，虽然也没有忘记关注农村，但其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和农村关系就不是很大了，在本文中就不予讨论。 行文至此，我也没有挖掘出行政改革走向趋势的线索，不过，倒是可以看见希望的，因此，我决定将论文题目改为 农村行政改革的希望在哪里——基于社会阶层的视角（2）

一、农村中老年人的政治诉求分析 本文中的农村中老年群体是指40岁以上的农村人口，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农村中老年人口也在逐年增加。而年轻一辈进城务工，使得中老年群体成为农村中的主流群体。其中在解放前出生的老年人，他们童年在战乱年代中度过，而青年时期又经历了大跃进而产生的三年困难时期，以及随后的文革，在自己人生的后半段，经历了毛时代的土地革命，也经历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带来生活水平的改善。国家的农业政策，从之前的以农补工，到后来的反哺农村，以及标志性的取消农业税等事件，都或多或少的对他们的生活产生过影响，他们普遍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知识水平不高，获取资讯的渠道狭隘，其政治思想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农民的思想传承，受国家宣传机器的影响，他们对给自己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共产党是怀有很深的感情的。这一辈的老人重乡土，重人情，而轻法律，轻程序。他们可以团结起来，为土地征收的不合理在政府门前静坐，但是对于不具体的政治目标，却能难激起他们的斗争热情。 而解放后至改革前出生的这一辈，现在大多人到中年。他们的生活经历虽然不及老年人那么复杂，但也历经了改革前后，生活条件的巨大变化。他们青少年事情接受的教育，对其政治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在他们心中有着极大的政治地位，但他们并没有经历土地革命，没有领共产党的这一份恩情。文革那个动乱的年代，其实是他们阳光灿烂的日子，却在后来被彻底的否定，这对于他们共产主义信仰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这不妨碍其对毛泽东本身的崇拜。改革开放使他们带来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然而他们将其视为自己的辛苦所得，而不会视为某个政党的赋予。农村这一辈人中的知识水平较高的，一部分通过读书或者其他渠道，已经进入了城市中，成为了城市里中年一辈的中坚力量。留在农村的，生活比起去了城市的同龄人，大多不算如意，他们信息获取，除了口耳相传，还有通过新闻联播和报纸获取。对于时局，通常比较关心，但是信息来源渠道较少，除了官方消息，还有就是口儿相传的政治八卦。如果说上一代人对政治毫不关心的话，逆来顺受的话，而这一代人则有显著不同之处，他们表示出对政治八卦的相当热情，差不多是作为酒桌上的重要谈资之一。这一辈人之前是遍布中国的农民工的主力，走南闯北的经历，使他们对于贫富差距，有着直观的认识，这也让他们对自己当地辖区的治理有着各种不满。 农村中老年这一代，他们对于现有体制或许不满，但主要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偶尔发发牢骚。但是如果体制侵犯了他们切身利益，却能迸发出相当的斗争热情。目前农村的群体性运动，主力群体也是他们，尤其是老年一辈，他们自认为自己时日无多，如果能为自己的后代争取一点利益，甚至可以以命相搏。但他们主要的斗争对象是自己辖区的直接领导，很少会对这个体制做出反思。在农村地区的饭桌上，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忆苦思甜，感慨共产党的好处，回忆自己小时候想吃一顿白米饭是多么的困难，现在吃饭的时候，素菜都很少见到了。他们认为高层的政策都是好的，但执行的时候遇到各种贪官污吏，将领导的好心办成了坏事。同时他们对贫富差距的过大的不满往往变成对其为富不仁的数落，很少见到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怨声。他们对于与其直接接触的基层官僚多有怨言，集中反映在对村干部以权谋私行为的不满，但如果没有对自己利益直接的侵犯的话，他们只会把这种行为当成常态，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有多么的不合理。 邓小平以来，以经济发展换执政地位的政策，在农村地区的中老年这辈人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国家也有基层民主的政策，但是多流于形式，少有真正民主教育的意义。在于建嵘教授的语境下，农村中老年这一辈有斗争热情和经验。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斗争往往有非常具体而切身的目标，而对于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走向，他们不太可能成为其中的主要动力，这样政治改革的成果，估计也很难反映他们的政治诉求。或者说，他们更关心经济诉求，一人一票的投票权，对目前的他们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虽然他们是很大一个投票群体，但是却不太可能发挥出相应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也就注定了还是那沉默的大多数。

（选修课作业，开学要交了，现在写一段，贴博客上一段，估计有个四五段应该就差不多了。） 本文写作并非严谨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基于自己的阅读以及生活感受，对中国行政改革走向做一个预测。 2011年底，互联网上掀起了一股讨论革命，民主的热潮。但本文却并不关心这场网络争执的胜负，以及其对今后的行政建设有无裨益。这个主题的讨论可以在网络上如此的喧嚣，引发了作者这样的思考，喧嚣本身是不是本事就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对民主建设的关心，这种关心是不是可以成为推动中国行政改革的力量，让人颇抱有几分希望，本文也就从社会阶层的视角，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走向做一个粗浅的预测。 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历史上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九成强，出现的改朝换代，也多是农民推动，表现形式也就是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首先就是国号的变化；其次是才是原来的行政制度引起了底层百姓严重的不满，他们希望通过推翻现有的统治集团，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其实当时农民的政治诉求非常简单，太平天国的口号已经是其能提出的最为系统的理论无非就是“均贫富”之类。这种思想古已有之，孟子有言“不患贫而患不均”。起义成功之后，由于政局剧烈的变化，国内豪富阶层被推翻，有很多田地可以满足百姓对土地的需求。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几代之后，贫富差距拉大，无业游民增多。与此同时，各种杂税之后新增，少见消减，税收冗繁。一旦外界条件有剧烈变化，国内动荡的局势很难平息，所谓一呼百应，造成剧烈的朝代变化。 改变国号很容易，但指望农民起义领袖改变原来的行政制度，却非常的困难。唐宋一来，行政制度的改革趋势基本上是中央集权越来越有效，最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行，到达顶峰。 这种中央集权下的专制，有无希望在当下的行政制度改革中，逐渐松动，顺利转变为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我觉得这个答案基本是肯定的。因为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特色下的社会主义，民主都是社会建设的目标之一。但是这个民主实现过程中，推动阶层的不同，最后行政改革的路径走向和结果必然也迥异。 新中国成立之后，处于减少人口流动，增加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制定形成了严苛的城乡二元的结构。虽然现在这种二元结构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使得这种结构正趋于瓦解。但在目前阶段，城乡出身的不同依然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志。从社会阶层的视角分析政治改革的走向，首先关注城乡分层，也正是题中之义。 虽然这样简单分层过于粗略，但是作者身为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生，也只有这两种生活经验。因此本文横向上以城乡二元对社会进行阶层划分，纵向上以年龄为标志，对阶层进一步划分为群体，尽量抽象出其群体共性，对其政治诉求进行分析。当然现今社会阶层早已不是如此简单，本文也会结合自己阅读体验，对其他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阶层略作考察。